1981年4月，搬迁骤然成为京城最引人瞩目的生活现象。

        几乎京城的每一处，都能看见有人离开了狭隘的旧居所，迁入了新建成的单元楼。

        为此，闹市里的家具商店，随之越发生意兴隆，拥挤不堪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还有那些蹬三轮车的个体“板儿爷”们，简直都快忙和不过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也开始变得和打家具的木匠、颠大勺的厨师一样吃香，赚钱赚了个不亦乐乎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之所以会如此，主要原因有两方面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方面，是京城建成新房的数目越来越多，持续增加。

        另一方面，在国家的督促下，这些房子还不得不在短期内尽快确定归属。

        敢情去年为了响应“伟人”《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》的提议。

        最早一批由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，到了可以落成使用的时候。

        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，京城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，总共也达到了1126.4万平方米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偏偏这些房屋的入住率却始终不尽人意。

        由于各单位内部的房屋分配标准，严重受到各种各样人事关系的干扰。

        对房子你抢我夺，四处扯皮，大部分房子始终无法投入正常使用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国家在今年2月份就下了一道严令。

        要求任何机关单位，凡是建好了的房子，限期三个月之内必须住进人，否则空置房屋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算算时间就知道了，如今两月过去，已经差不多快要到时间窗口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么拥有这些房屋的单位，还能不急着吗？

        当然要尽快把房子分配下去，总不能真被没收吧？

        于是乎，整个京城，才会难以避免的掀起了一轮集中性的搬迁狂潮。

        各个单位都如同驱赶牛马一样，急茬的把人赶进了房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无论如何，哪怕是做“牛马”，能够在此时被“赶”进单元房的人，也绝对是这个年代的幸运儿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和以往相比，这些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。

        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。

        人们再不用像住平房那样，为燃气供暖，为上厕所洗澡的种种不便发愁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像在这个月，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，乔迁新居后。

        就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，开始创作电影剧本《夕照街》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或许也正因为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，对新居的条件无比满意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部影片结尾处，他笔下的夕照街居民，就像他自己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，幸福地搬进了窗明几净的单元房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是，电影中所表达的美好愿望，终究也只是愿望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实中城市建设停顿了十年，这年头缺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些。

        居住条件恶劣，这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面对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哪怕房子盖得再多，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，也就成了杯水车薪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这就像食物链一样，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用说，这种情形下，肯定有一些人属于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没别的办法，便只能另行变通之法来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说，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，就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样是在这个月，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。

        尽管房间小得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放进去一张双人床，一个大衣柜，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，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，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。

        要知道，住在筒子楼里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。

        谁家的事情，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，关起门你睡觉，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。

        纯属巧合，这一年上映的电影《邻居》，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、厕所、水房、厨房公用的筒子楼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家一